我，一张面值一苏勒的纸币，刚被塞进一个沾满黑灰的口袋里，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火扬了。

回顾我的一生，唯一的高光，大概是我出印刷厂的那一刻。

那时的我带着新鲜好闻的油墨味，被一位光鲜亮丽的老板发给了索尔斯先生，成为了他的资产。

于体面的老爷们来说，我不过是一张随时可以挥霍的废纸，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，连衡量交易的最小单位，都时常以金镑起步。

但穷人们想要挣到我这样一张看似微薄的纸钞，却要付出血与汗的代价。他们永远无法将我留下，因为换取我的那点微薄薪水，早在他们拿到手之前，就已经被房租和饥饿预支得一干二净了。

他们每天或是要在轰鸣的工厂里，吸着致命的铅粉熬过漫长的十几个小时；

或是要在河边的冷风中，扛着远超体重的货物压弯脊梁；

又或是缩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，指甲缝里渗着血，糊着成千上万个火柴盒。

果然，我身上的好闻气味并没有维持太久。

月末，我被日渐拮据的索尔斯先生付给了上门催缴租金的房东；转过头，房东又将我作为找零，扔给了一个刚失去土地、涌入城市里找工作的破产农民。

《谷物法案》被通过后，我的价值似乎短暂地提升了，可农民的脸上并没有笑容。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暴跌让他们彻底破产失去了土地，只能拖家带口，沦为工厂里最廉价的牛马。

我在满是泥渍与黑灰的手上流转，马上被捏得皱巴巴的。不久后，我到了廷根市济贫院一名工作人员的手里。我看到了济贫院光鲜亮丽的外表——崭新的墙壁和大门，在这灰蒙蒙的下城区显得格外刺眼。

此时，这位工作人员正站在大门外维持着秩序，负责引导救济登记。而在他面前，是看了告示闻讯而来的穷人们。他们衣衫褴褛，排起了一条长得让人窒息的队伍，渴望得到今天的救济。

然而，每一位贫民最多只能在济贫院内待五天，超过就会被赶出去。而这五天里，他们同样得劳动，敲石头或者挑绳絮，这也是监牢里那些罪犯的必然项目。

我听说，一位以糊制火柴盒为生的太太突发了疾病。她的先生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去购买一口最劣质的棺材。他将太太的遗体放在床上，用不多的积蓄购买了当天的面包。

我听说，码头工人齐德跳入塔索克河，用冰冷的河水，彻底结束了自己被饥饿和重担压垮的残破生命。

我没想到我会在这里再次见到索尔斯先生。

作为一张微薄的一苏勒，作为他最后的一点尊严，我竟然再次成为了他身上唯一的资产。

只是此刻的他，已经倾家荡产，失去了体面的衣服，成了一个满身酸臭、缩在济贫院角落里绝望等死的流浪汉。

他的房屋被银行职员收走，已近乎绝望。他念叨着“主遗弃了我、这个世界太污秽太肮脏了、我什么都没有了”等话语，充满怨恨和绝望的情绪。

他和什么人说了话，那声音似乎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。

然后，在那浓稠得化不开的怨恨与绝望中，我听见黑暗里传来了火柴擦燃的声音。

火舌很快吞没了他。

这就是我，一张一苏勒纸币的故事。

“8月11日晚上8点，铁十字街下街以糊制火柴盒为生的劳维斯太太突发疾病死亡”

“8月11日晚上10点，码头工人齐德跳入塔索克河，结束了贫穷的生命”

“8月11日晚上11点，西区济贫院内，破产的索尔斯企图纵火，制造惨案，但最终只烧死了自己”

这里是诡秘世界没有“打光”的角落。

“死不知因谁，生不知为何。”

就是许多人一生的写照。